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同心共筑伟大复兴“中国梦”，百年时光里，武夷茶与闽北革命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交相辉映。

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重视茶叶生产，开展苏区贸易”的经济模式，茶叶成为苏区经济的命脉；抗日战争时期，一群热血青年在侵华日军隆隆轰炸声中，云集武夷，致力“振兴中华茶事”，践行实业救国理想；新中国成立后，茶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推进两岸交流，助力“大国外交”，表达文化自信，讲述中国故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着新的辉煌。

武夷茶以一叶之轻，承载家国之重。

11月14日，“一叶虽轻 家国之重——武夷茶与闽北革命和民族复兴展”在正规赌篮球软件市闽北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展。此展分为“苏区风华 茶事新政”“烽火岁月 茶者群聚”“茗香两岸 茶和天下”三部分。带您走进这块饱含着中国茶人家国之情的土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峥嵘岁月。

为更好地让人铭记这段记忆，汲取精神力量，续写武夷茶的辉煌新篇章，今起本版刊发“一叶虽轻 家国之重——武夷茶与闽北革命和民族复兴展”的相关内容。

第一部分  苏区风华 茶事新政

茶叶是崇安县（今正规赌篮球软件市）重要的经济作物。民国《崇安县新志》记载：“与国民生计有关者，如茶、纸之类”，茶叶首当其冲。土地革命时期，一代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敏锐地发现茶叶对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打破敌人封锁的重要作用，在苏区发展茶叶生产，开展茶叶贸易，用茶叶换回盐齑、布匹、药材、电池、煤油、红硝、钢材、铁板等战略物资，支撑着苏维埃政权的运转。

苏区茶政

民国初年，由于战乱频发、政府腐败，茶山荒芜。1918年，茶厂从“1905年百余家茶厂，8000亩茶园”锐减到40余家，茶农茶工过着“两餐不饱，吃了上餐愁下餐”的悲惨生活，当时有首《正规赌篮球软件上九条龙》歌谣，就是茶农悲惨生活的写照。

崇安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徐履峻、陈耿、邹福等变卖茶山茶庄筹集革命经费。当时北路有首“岚谷刘化食（刘振明的乳名），卖田拆墙基。散尽家财，就为民众起”的歌谣，说的就是岚谷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振明变卖茶山和店面“闹红”的事。

上世纪30年代初，崇安县苏维埃政府、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分别设立经济委员会和国民经济部，区（乡）配经济委员，相继颁布一系列法令（通令），部署茶叶生产，发展苏区经济，并制定了“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茶，不没收资本家与富农的茶”的政策。

1931年5月，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指出：“崇安苏区要以茶叶生产为重，对分得的田地，茶山，须努力耕种，以免荒芜。如有因怠工致山场荒废者，将其收回，奖给勤劳人使用。”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据统计，土改后第二年苏区全境即垦复茶山2000余亩，产量比前一年上升了一倍。

1928—1934年，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在指导茶叶生产中，分别以命令、通令、训令、报告、布告以及信件等形式，强调发展苏维埃经济要以茶、纸、竹木资源为主，对不同时期、不同季节、不同地域茶叶生产与销售都作出具体指示。

茶叶生产

1932年，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崇安县苏维埃政府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先后发出《给白区商人的信》和《给白区来的采茶工人的信》，消除茶商、茶工的顾虑，周边茶工“纷纷来崇安苏区当采茶工人和制茶师傅”。当时有首《正规赌篮球软件江西是邻里》的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白区茶工到苏区制茶情形。

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在《闽北区苏经委会第2号通令》指出：“纸茶生产是闽北苏区出产的大宗，我们对于纸茶应用大部分的力量来增加茶和纸的生产，来充实苏区的经济。”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多次以通知、通令、训令等形式，布置茶叶生产。

为解决资金短缺，苏区政府多次发出指示，“尽量鼓励工人自己起来办厂，若工人无本钱，可向苏维埃银行贷款，经委担保付还。”同时，“大力扶植茶厂岩主，漳厦商人办茶厂”，潮汕漳泉茶商纷至沓来，购山场，自置岩茶厂，开创了苏维埃时期“利用外资”的经济模式。

在红军队伍中就有大量的茶农、茶工、茶商、挑工、船工和纸工。1930年7月，星村区400多名船工、纸工和茶农参加红军，崇安县遂以此为骨干，成立崇安红军教导团，由陈耿任团长。后来西南战区在星村成立，有指战员1000多人，主要也由船工和茶农组成。

崇安人认为“茶是万病之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除用茶叶换得药品外，也就地取材，利用茶叶制作凤凰蛋、香橼茶、竹筒茶，成为红军必备的“良药”，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人们习惯将红军时期使用的茶药统称为“红军茶”。

茶叶贸易

苏区政府十分重视茶叶贸易，早在1929年冬即颁布“保护贸易自由，准许外来经商”政策。分区苏经委会第8号命令中指出：对外贸易是调和苏区白区的经济，改善苏区群众生活的，是经委会主要工作。1931年8月，分区设对外贸易总处，各县设对外贸易处。

在苏区与白区接壤的黄土、白水、岭阳和乌山寺设对外贸易处。由于岚谷地处浙赣边交界，设岚谷、岭阳贸易处，主任陈?、彭金旺，工作人员有周加成、潘小妹、曾有明等。苏区出口茶叶外，从白区进口盐齑、布匹、药品、电池、煤油、红硝、钢材、铁板等战略物资。

为方便往来，县苏维埃政府给白区商人颁发“贸易出入通行证”，白区商人纷纷携带黄金、银元，不仅在茶市采购茶叶，还在传统墟日采购茶叶、土纸、笋干和竹木等土特产。墟日约定俗成，一般为五天一墟。

建浦苏区每年十一月初八在南树南茶寺“斗茶”，吸引白区商人到苏区交易。与其它茶区不同的是，“斗茶”后，茶客可留下茶样，标明品种、价格和主人姓名等信息，置于寺中茶柜。误了“斗茶”节事的茶商，可再到寺中，逐一品尝，中意者由方丈引领，与茶主人联系，促成苏区茶叶交易。

苏区通过陆路或水路运输茶叶。从1930年5月至1934年秋，茶叶生产逐年增长。1930年年产量约1500担，1933年年产量达2100担，增长40％；岩茶出口900箱，增长2.6倍。“茶叶收入占苏区国民经济的32.9％”，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重要的贡献。

苏区茶税

苏区对茶税征收进行了大胆创新。1931年，中央苏区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商业税根据资本额按不同税率累进征收。但崇安在对茶叶征收营业税时，采取从量定率（6%）办法征收营业税。这一举措对后来《税则》的修订起到重要借鉴意义。

茶叶税收由苏维埃政府财政部统一管理。这一时期使用的税票宽9.5厘米、长25厘米，从右至左，直书，蜡板刻制，油印。票据填写纳税人姓名、茶厂商号、税票金额、经手人、领导人、纳税时间、公章和私章、税单编号等信息，是茶叶专用税票。

苏区对茶税征收进行了积极探索，有利于迅速把税款征收到位。采用了委托当地有名望的人代征代缴的“委托代征”方式，这种请“中间人”来收茶叶税的方式，就是现代委托代征的雏形，在中国税制史上留下光辉的印记。

1931年4月和1932年9月，方志敏率领红十军两次翻越闽赣边界进入闽北苏区，武夷茶集散地成为红十军作战的主战场。红十军在茶叶重镇赤石、星村等地筹得银元10万元、黄金3000两，其它款项50余万元。武夷茶在闽北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开展茶叶对外贸易是闽北苏区对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伟大探索。据《中央苏区纵横·正规赌篮球软件卷》记载：1932年闽北苏区进出口总额达143021元。其经验传入赣东北，再传入中央苏区，毛主席曾对赣东北苏区经济工作给予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