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茶最早是因为药用，而为我们的先人所知。茶可入药，建茶史料也多有记载。

身为建瓯人的我，初识茶，也是因为茶可入药。

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还是八九岁的孩童。一个清明时节，我随父亲到村子的后山去挖竹笋。刚步入竹林还未立稳，脑门上一阵嗡嗡响，头皮就被野蜂蜇了一个包。鼓包渐渐红肿，并伴随着阵阵刺痛。父亲那时也就三十多岁，但早已经是干农活的老把式。只见他在竹林间搜寻，在一小树丛前采了几片嫩叶，放入嘴里咀嚼了一阵，随后将和着唾液的糊状团团敷在我头上的肿包处。父亲平时言语不多，继续抡起他的锄头。不多时，头顶的伤口处就像涂了“万金油”一般，热辣感减退，清凉感愈盛。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找到那棵树丛，扯下两片嫩叶，小心地放进嘴里。才嚼上几口，口腔里立即泛起阵阵草木香，且香气浓郁，接着舌面上感到一些青涩，继续嚼着渐渐转为清甜，那凉丝丝的甜，从喉头沁入胸腔，充满整个身心。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茶树。

父亲早逝，没几年就离开我们。如今我已过知天命的年龄，每每走入茶山，总会不经意摘下几片茶叶，放入嘴里细嚼，那是父亲的味道。

家乡的北苑茶，很古老，也很著名。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称赞“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说的就是家乡的北苑茶。北苑茶因其“甘芳独擅天下”的美誉，得到历代君王推崇和文人士子的追捧。如此精妙的绝品，岂能潦草饮用？古建州（今建瓯）民间斗茶时使用的点茶法，成为宋代品茶的主流方式。点茶在蔡襄与宋徽宗的推动下蔚然而起，盛造其极。有宋一代已逝去近800年，这种连同茶末一同吃下的饮茶方式，早已从我们的茶饮活动中销声匿迹。而建州方言现仍将“喝茶”唤为“吃茶”。

过去，在我们建瓯的小山村里，家家户户都总有一瓮大壶茶，可以自饮，也可待客。那时最好的茶叶都不舍得自己喝，待到赶墟时送到集市上换钱买些日用品。留给大壶茶一般是“粗枝大叶”的二春茶或是拣剔剩下的茶梗。上世纪70年代，村庄大多还没通上自来水。我还是孩童时就常见父亲一大早就从溪边挑来满满的一挑水。母亲也总是早早就刷好锅，等到水一到，就操起磨得缺了半边的竹制水瓢，舀上几瓢水倒入大铁锅中。母亲边烧水，边洗茶壶，紧接着从陶制的瓮子里掏出一把茶叶，投入早已碰得缺嘴的茶壶中。每到盛夏，父亲午间劳作归家，总见他直接捧起大茶壶，仰起脖子一顿牛饮。那咕嘟咕嘟的声音，至今还时常响起在我的耳旁。儿时我个头矮，力气小，举不起大茶壶，就弯下身子将嘴巴对准壶嘴来一顿畅饮。有时没有扶稳，茶水常浇湿了胸前的衣服。

《满庭芳》中黄庭坚在烹点北苑茶时有着“纤纤捧，冰瓷莹玉，金缕鹧鸪斑”的雅致与奢华，而大壶茶饱含着的质朴与酣畅是其没能体会到的。我想如果黄庭坚能穿越到现代，同样能感受到大壶茶也有“如甘露，不染尘凡”的魅力。

如果需要到离家较远的山垅田干农活，父亲就会拿出装茶神器——茶筒。茶筒一般选竹腔较大且竹节较长的毛竹制作而成。第一节竹子削去一大半，制成提手。第二节竹节上凿出一个小孔，竹节间可以装入茶水，再塞上木塞。茶水装好，饭菜带上，我随同父亲到山垅田扦插茶苗。虽然我那时才八九岁，但也是父亲干农活的小帮衬。看到一张张扦插叶在我的手下整齐列队，成为一排排的小哨兵，甚是得意。最开心的要数吃午饭的时光了。父亲和我寻了个荫凉的空地坐下，取出早上母亲就备好的午餐。那个年代农村生活条件差，说是午餐，但大多只有白米饭与酸菜。父亲取出茶筒，拔去木塞，将茶汤浇到米饭上，“哗哗”地几口一大碗“浇茶饭”就下肚了。我也想学父亲鼓捣出“哗哗”的声音，但是茶汤里带着青竹的气息，香得那么诱人，那么纯粹，那么鲜甜，实在是不舍得那般的囫囵。

《浙江通志》有记载，蔡襄与苏舜元斗茶，蔡襄的茶品质好，而且用的是惠山泉。苏舜元泡的茶品质次，可他用竹沥水。苏舜元逆袭取胜，斗败了蔡襄。茶筒倒出的茶浇饭，是那么的甘香，我想与苏舜元的竹沥水斗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吧。

父亲用过的茶筒，虽经多次搬家，我还一直收着，但再也没敢用过。我怕即使注入上等好茶，也泡不出那时的鲜香来。

宋代家乡的北苑茶一直以其稀缺性制胜，茶叶的品饮功能淡化，成为“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的奢侈品。到了北宋末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为迎合徽宗的喜好，转运使郑可简甚至用“银线水芽”制作天下第一的“龙园胜雪”，时人称：“茶之妙，至胜雪极矣，每斤计工值四万”。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样的穷奢极欲，激起民怨沸腾，北苑茶农多次毁园抛荒。在被朱元璋废止之前，事实上北苑贡茶已经走向了一条自我没落之路。

许多人，为北苑茶无法重现宋时的辉煌、无法再现“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一朝团焙成，价与黄金逞”的景象而叹息。我认为则不然。集天地之精华的北苑茶，只有复归于普罗大众，才能重新发出本属于它的熠熠光辉。

□张松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