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所有朱子诗歌的矛盾问题，一进入朱子创作实践便圆融解决。评价一位诗人，不是看他在理论上如何说，而是见他笔下怎样写。作家毕竟要依靠作品说话。首先，朱子诗歌数量可观。主编《朱熹诗词编年笺注》的郭齐先生认定朱子诗七百四十五篇，1218首，另有词十七篇，18首。朱杰人先生也说：“现存朱子诗共10卷，1200余。”浙江大学林玮先生在《朱子文化大典》中却认为朱子至少有1400多首诗和20首词。朱子无法与同时期万余首诗的陆游和4000余首诗的杨万里等量齐观，却远多于600多首的辛弃疾，也多于前朝900余首的李白，与杜甫存诗相近。其次，朱子诗歌文体丰富。有学者将朱子的诗分为：述理诗、交游诗、山水诗、感事诗和杂咏诗等五类。朱杰人先生认为其中成就最高的有三类：山水风景诗、交游诗和哲理诗。撰写《朱子传》的闽北文化人祝熹先生则把朱子诗作分为九大类。由此可见，朱子诗歌的文体样式还是比较全面的。犹在诗为正统的当时，作词“妨诗、古文，尤非说经尚古者所宜”。朱子不废词作，且玩过笔墨游戏的回文词和嵌名诗。其中的《菩萨蛮》挺有意思：“暮江寒碧萦长路，路长萦碧寒江暮。花坞夕阳斜，斜阳夕坞花。客愁无胜集，集胜无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全诗正逆均可读通，循环反复，诗意盎然。清人邹祇漠说：“回文之就句回者，自东坡、晦庵始也。”再次，朱子诗歌艺术特点鲜明。正规赌篮球软件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朱熹诗词选注》，将朱子的诗歌特点总结为：视野开阔，题材广泛，寓意深刻，体裁多样。《朱熹诗词编年笺注》的主编则详细论述了朱子诗歌的技巧：第一，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第二，长于叙事，挥洒自如；第三，情感真挚，直抒胸臆；第四，明白晓畅，洗练准确 。由这几方面形成了朱子诗歌的风格——平淡自然，闲暇萧散。

实际上，我们无需对朱子各类样式诗歌作全面分析，只要对其哲理诗作个客观评价，就能立判朱子在诗坛的艺术地位。朱杰人先生写道：“他的哲理诗则是面貌一新，足以独步诗坛。”郭齐先生也说：“人们很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朱熹的诗作摆脱不了理学气，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朱熹诗作中，带有明显理学色彩的只不过百余篇。他的大多数诗可以说和理学毫不相关，绝非只是一些押韵的语录。因此从总体上看，朱熹诗歌根本就是地道的文人诗。”

郭齐先生所说的那些“带有明显理学色彩”的诗，其实是朱子有意为之。比如《斋居感兴》二十首，朱子从宇宙、人生、伦理道德、政治、教育等方方面面，阐述了理学深奥的原理。可谓“高峻寥旷”汪洋恣肆。“首尾干数百言，细大不遗，精粗毕具，开合有渐，变化无穷。” 有人把它作为诗读，说三百篇后所仅见；有人把它作为讲义读，说“只能算是押韵的理学语录。”却原来，朱子在序中说得很明白：“虽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实，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贻诸同志云。”他是仿照陈之昂的感遇诗的形式，通俗浅显地布道宣传理学的主张。蔡元定的后人蔡模说得更清楚：“盖以理义之奥难明，诗章之言易晓。难明者难入而难感，易晓者易入而易感是也。朱子切于教人，故特因人之易入易感者以发其所难入难感者耳。”这些诗不蒂于“三字经”“四言书”的做法。朱子的哲理诗“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就以大家熟悉的《春日》来说吧，“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作者实际上有三重道理赋予其中。一是寻理。《宋诗鉴赏词典》中的黄坤先生指出：“其际，诗中‘泗水’，乃暗指孔门。所谓‘寻芳’，即求圣人之道。”二是明理，朱子曾给“仁”下过定义，言及“仁”的外观就是生意，万紫千红便是。三是理明。此时朱子“返禅归儒”，进入一个豁然贯通的新境界，拥有圣贤气象的欣喜。此诗的蕴藉何等丰富，但流于纸上未见一理。只有东风扑面，春景无限。这个春日，还不仅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之画，也不仅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之声，而是浩浩荡荡无边无涯的天地之变。由此亦可见朱子的诗风不仅仅是平淡自然，还有雄浑刚劲之风。倒是很多评论家在朱子诗前矛盾起来，不知如何解释才是。道耶？诗耶？郭齐先生的分析是：其一，朱子的文学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不同时期影响创作有不同；其二，朱子的文学观有着不尽一致抑或矛盾之处；其三，理论和行为之间往往有很大距离；其四，朱子深厚的文学修养极大地冲淡了诗作中的理学色彩。看来看去，这些原因似乎是，似乎又不尽然。不过有一点倒很明确，那就是朱子的哲理诗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水平。

哲理诗可以上溯到魏晋的玄言诗。从它一出世，就不受欢迎。钟嵘《诗品序》中曾说：“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到了唐代，即使韩愈、杜甫亦无法消除这一弊病。宋朝的诗风按严羽《沧浪诗话》批评的那样：“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硬语盘空”“生拗峭奇”。理学家们的诗观和实践更为人们所诟病，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言性”写心，成为“语录诗”，被人讥为“邵康节（其字）体。”以往的哲理诗没有处理好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即理和诗的关系，最终背离了“诗言情”的传统。朱子则不然，始终坚持情感为诗生命的立场，说理都建立在抒情的基础之上，且都付诸于典型的形象之中。朱杰人先生指出：“以鲜明的形象喻理。寓理于具体、生动的形象之中，使理从诗人所塑造的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流出，如水到渠成，如瓜熟蒂落，而并不是说教或布道。”虽然朱子要求抒发的情感与伦理道德一致，以情寓理和以理节情，但对具体的对象又能通情达理。在《诗经》之中，他把涉及男女爱情之诗称为“淫诗”，但又十分注重室家之情与男女之思，即夫妇之情和未婚青年男女相思相恋的情感。宋时曾有士大夫建议：《国风》中言男女之事太多太露“乞于经筵不以《国风》进讲。”朱子不同意，认为“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劳归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悯之，故其民悦而忘死。”《诗经·国风》中有首“摽有梅”，通过女子自述，请求追她的男子汉尽快完婚同居。朱子说，这首诗“看来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

有的评论家认为朱子诗歌内容上比较积极的仅两大类：一是爱国主义忧时之诗，一是同情人民之诗。其余的尽是“不厌其烦吟咏日常生活琐事，无休止地咀嚼个人的心理感受，才是他永恒的主题。”这种说法有失客观和全面。别的尚且不论，就其艺术性高的哲理诗而言，社会价值意义巨大。朱子善于从日用之间、自然平常中阐述天人之理。古人曾经这样评说朱子这类诗歌：“大而阐阴阳造化之妙，微而发性命道德之厚，焯心学之失传，悯遗经之坠绪，述群圣之道统，示小学之功夫，以至斥异端之非，订史法之谬，亦无不毕备。所以开示吾道而儆切人心者，较之云烟风月之体，轩轾盖万万不侔。”文学毕竟是人学，性天之问事关终极关怀，也是超越时空的。拿横渠先生张载的话来说，朱子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直指人心，诗达性天。

“林中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四

元明清以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中国诗论当以理学为指导思想，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然而直至今日，在中国文学史和教材中几乎不见朱子的诗论和实践，基本处于寂寂无文的境地。有个统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际学界关于朱子研究著述达2254种，而朱子文学诗歌的不过寥寥30-40种。倒是同样来自闽北的严羽，几乎每一部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都要提及，其著作《沧浪诗话》屡屡被人征用。

人们可能不知道，朱子是严羽老师的老师。22岁时，严往江西南城，拜包扬为师。包扬既是陆九渊的学生又是朱子的学生。他曾与兄弟“领生徒十四人”来考亭，“执弟子礼。”浙江大学潘立勇教授说：“尽管尚无确证说明严羽曾自觉地接受朱子见解，但据其总体观念考察其间的影响十分显然。”正规赌篮球软件师大孙绍振教授也持此论。潘立勇教授列举了朱子对严羽的具体影响：其一，朱子诗论的重点和审美理想；其二，朱子熟读精神的美学方法；其三，朱子对具体人物的美学品评。

无论如何，对朱子的诗和诗论的研究，首先有助于了解他和他的思想。朱子的诗歌至少具有史料价值。它是朱子生平事迹的有力佐证，是其思想深处最为隐密、最为真实的情感，“无异于朱子的私人日记。”有的学者按诗作的时间顺序，分几个阶段进行研究，如蔡厚示先生的早期、中期和晚期，就其每个时期人生中的大事件展开，从而评判诗作中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风格。然而，诗毕竟可以超脱于生活，所反映的史实和思想未必一一对应。有的专家把朱子创作诗歌与其哲学体系挂钩。郭齐先生将朱子对道学认识与诗歌创作同步推进，以三十五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辅以六个创作高峰期。但似乎失之为简单。浙大的林玮先生将朱子的诗歌联系其思想，分为“入儒、求衡、人本、存真”四个阶段，对应朱子哲学的形成、发展、成熟和趋于化境的历程，似乎归纳失之于精准。把朱子诗歌创作与他创建“新儒学”思想历程联系起来，为朱子诗和诗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朱子以道为命，其诗也因道显。比如他人生思想第一次转折就可以以《春日》为代表。此前此后的诗作能够很好反映思想的深刻变化。23岁时的《月夜述怀》“抗志绝尘氛，何不栖空山？”26岁时的《孝思堂作示诸同志》“尘累日以销，何必栖空山？”一个“何不”充满了道家的召引，一句“何必”坚定了儒家的立场。刘述先先生比较了两首诗，指出朱子的“态度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朱子思想第二次重大转折和飞跃，应是完成“中和新说”的“丙戌之悟”和“己丑之悟”，根本上确立了自己的学术面貌。与之对应的即是“观书有感”。半亩方塘“犹如人心”，源头活水就是“主敬”。主敬涵养，格物穷理，实现中和，就能镜开照物、明心见性。

研究朱子的诗和诗论，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朱子的文学专著主要是《诗集传》《楚辞集注》和《韩文考异》。一部《诗经》注释文本不计其数，钱钟书认为其中朱子所作是从汉至清最好的，“尊文本而不外鹜，谨严以胜汉人解。”更重要的是他把《诗经》从经学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文学的本来面目。他对千年权威的《诗序》进行了批判与修正。变所谓的“美刺说”为性情论，“大率古人作诗，当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这为后人认识《诗经》中的爱情诗订下了基础。屈原之辞原先读者也都有误解，朱子却用“变风变雅”说之，将其看作是风雅之诗发展演变的必然。在肯定屈原骚体的同时，也肯定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心”，甚至对屈原的出格之言，也给予充分理解，“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这些观点，钱穆先生赞之，“固为千古创见。”至于《韩文考异》，虽标高了校勘学，但其中运用文学的基本规律，谈到了文势、文理、文体、文风等艺术手法，而韩愈本身就是大诗人，因此尽可作诗论观之。朱子的诗学不仅限于这些专著，且散见于他的其他文章中，与其它学问论述紧密相关。比如他的文学思想是成系统的，包括文道论、文体论、方势论、文气论、鉴赏论、古文论和作家论。有人把它列了个结构：文道关系学说是其最高层次；而文体论、文势论等构成第二层次；至于赋比兴、情物、法度等技术手法，则可以归为第三层次。我们不仅可以说，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认识朱子，而且还可以说，没有朱子诗论的中国古典诗史是不完整的。

中华民族是诗歌气象万千的民族。汉字是诗性的文字。中国文学史大半部是诗歌史。“五四时期”的胡适开始了白话诗的尝试，随后自由诗自由流行。改革开放后，“朦胧诗”兴盛，于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很快中国诗坛又陷入了寂寞，“中国诗歌大军在追赶西方大师的中途，忽然一哄而散。”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流行的却是，写诗首先要远离自己，远离中国人的感觉和心灵底蕴。”然而正如许多有识的诗歌理论家所说：中国古典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手拉手走过几千年岁月，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承接性，同化力超强无比，且古典精华和血液已注入现代诗脉并生根开花。无论是戴望舒，还是余光中，他们的诗作只要稍加辨认，就可以看到中华传统经典的“烙印”。正如胡适自己所说，“白话诗是中国诗体的第四次解放，这种解放，初看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中华古典诗歌诗论的菁华是“遍野散见却有待深掘的高品位富矿。”这当然包括朱子的诗和理论，是到了该挖掘的时候了。

我总觉得朱子最愿被人称呼的，除了理学家之外，应是：诗人朱子！（张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