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之名初现于唐朝，其制度形成在宋代，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和传播的重要载体，是华夏社会深厚的文化烙印。封建制度下的书院及书院文化，与儒教理学珠联璧合、穿越百代，在历史转圜中兴衰流变，涅槃弥新，影响着千余年来中国和中华民族之命运，及至远播东亚、东北亚，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宋是书院文化的鼎新阶段。机缘是，南宋诞生了朱子与朱子理学，中国历史在此经历了一场思想文化的大转折。朱子理学融合了书院文化，决定了大转折的走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似可将南宋立为坐标，划分“之前、期间、之后”三个时期，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来论析朱子理学与书院问题。

极具现实意义的是，探寻朱子与书院的关系，感触朱子理学尤其是朱子教育思想对书院文化的影响，能给当今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和教育发展以有益的启示。

南宋之前：书院源发与儒教影响交相呼应

书院雏形萌于东汉崇儒风尚

书院，源自私家藏书之所。东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为图书的制作流通提供了基础条件，因而民间藏书得以盛行。又因汉代“独尊儒术”，致使流传社会的书籍，大多是阐发儒学精义的“经书”，即与“五经”相关之书。藏书之所极为神圣，世人誉其为“精庐”。《后汉书》是中国古代最早记载“精庐”或“精舍”的史书，《后汉书》作者范晔说：“精庐”为讲读之舍，亦称“精舍”。传记中提及的精舍，都显现儒教的意涵。

东汉时期的精庐与精舍渐成规模，乃是古代教学组织、教育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至唐末，一些精庐与精舍进而演变为书院，成为名儒贤达阐释学说、培养生员的场所。

自此，民间书院以其独具的藏书、讲学、授徒、著述及奉祀先儒等功能，推动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传播与文化创造。

书院的兴起与“滑坡”

唐末五代数十年间，社会一片乱象，教育不成体统。宋统一后，乱世得治，民间要求读书的呼声日益高涨。明起、朱洞、李士真、戚同文、候遗和程颢、程颐等一批“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名儒起而办学，大批民间书院因势复苏、借之兴起。朝廷也乐借民力重振教育，甚至把一些书院揽为官学。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六大书院”带动下，古代书院进入初盛期。官方统计的北宋知名书院就有37所。

宋初书院一度兴盛后即逐渐冷却下来。主要原因是，朝廷为攫取人才，把重心放在官学和科举上，重德育、轻利禄的民间书院被冷落，急功近利和笼络的做法，致使逐利、舞弊和不务实学的风气在学校间弥漫开来。官学中的消极后果，并不符合统治者的愿望。北宋多位皇帝诏命改革教育。但整肃都以振兴官学为重，而且压抑了私学，这不仅使已有的弊端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还加剧了书院的颓废。

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书院发展在其初期三四十年颇有生机，此后一百几十年间，了无气息。

南宋时期：书院与理学相映成辉的伟大时代

官学危机呼唤书院复兴

北宋末年，政权岌岌可危，官学亦几近毁灭。直到1142年，南宋复建太学，生员不及北宋的1/10；而后，州县学校相继恢复。但朝廷的萎靡堕落却带坏学校乃至学风沦丧，学生无心读书，只图安逸，不思救国。朱子在《学校贡举私议》文章中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他批评官学唯重科举，不明伦理，学生终日“沉于湖山歌舞之娱”，不知有天下大义，至于恢复中原，更没人去想。官学之腐，更让儒者愤慨，促使民间书院再度兴起。

朱子办书院以理学为引领

进入南宋，书院教育最重要特征是理学引领，最伟大引领者乃朱子。

朱熹世尊“朱子”，既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他19岁登科进士后，就在崇安五夫的兴贤书院与屏山书院从事教学活动，直至终老建阳考亭书院，一生从教半个世纪。即使外出为官，他也没中断办学，每到一地，总是边整顿官学，边振兴书院。

讲书院离不开朱子，讲朱子也离不开书院。他亲手创办四所书院，同构建庞大理学体系并进互发，其艰辛过程体现了格物穷理、居敬存养的实践功夫，展示了捍卫和创新儒家道统的坚定信仰和坚毅品格。

1.“寒泉精舍”

位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建于1170年，是朱子创办的第一所书院。因母亲去世下葬此处，朱子守孝，在母亲墓旁筑建精舍，取名“寒泉”。

此前，朱子拜师李侗，实现了弃禅专儒。经历了与湖湘理学代表人物张栻的“潭州论学”，赴岳麓书院讲解《孟子》；还编撰了《论语集解》《孟子集注》《论语要义》等著作；还在五夫的兴贤书院与屏山书院给蔡元定、范念德等一批弟子授学，而且有了出任同安主簿和垂拱殿上向皇帝奏章的经历，积淀了不少治学、教学和从政的经验。正是在人生“不惑”之年，朱子开始了独自办学。

“寒泉”办学五年多，最有意义的是着手集解“四书”，在中国学术史上首次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4部书汇集一起作注释。朱子还邀浙东派理学代表人物吕祖谦合撰《近思录》，第一次勾画出较完整的理学体系。

1175年5月，在吕祖谦主持下，朱子率弟子赴江西铅山鹅湖寺，与赣学代表人物陆九渊、陆九龄等展开一场针对理学“本体论”的学术论辩，焦点在“心”，也论辩“为学方法”。朱、吕、陆共同塑造了中国哲学史和学术论辩史上的一个典范，即“鹅湖会讲”。

陆氏认为，心即理，心是本体，心理为一；要认识客观事物，可以发明本心、自我悟求；朱子则认为，性才是理，性是本体，是理的体现，心是认识主体，必须格物穷理，才能正确而客观地认识世界。围绕如何教育人和修道养德，朱子提出，心常为物欲所蔽，要通过问学，做到格物致知、读书穷理，特别要博览先贤经典，循序而精致地提高自身修养，以达到认识“天理”、践行“天道”。陆氏则提倡简易功夫，认为人的本心固有真善美，只要存心养心，德性自立，不必过多读书；并认为格物穷理是“支离事业”。

鹅湖论辩争论激烈，无法弥合，但双方理性对待、彼此包容。这次论辩后形成朱学、陆学两大派系，推动了理学的空前发展。其求同存异的气度，促进了学风清正和学术繁荣。

2.“晦庵草堂”

位于建阳莒口云谷山，建于1175年。鹅湖论辩之后，朱子在更偏远的云谷山上建草堂，意在更深地隐居，以倾心讲学论著，专研学问。

朱子在“晦庵”办学三年多，尤注重教学相长。弟子蔡元定追随他在云谷山对面的西山上结庐苦读，师徒相约，学有疑难时“揭灯为号”，次日聚首释惑。

这段时间，朱子编注了《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或问》《中庸或问》等多部著述，并为“四书”作了序定：指出《大学》定规模，《论语》立根本，《孟子》观发越，《中庸》求精微。又编了《四家礼范》，规范了礼仪思想。至此，朱子初步完成了集注“四书”的著述，在理学思想的系统化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3.“武夷精舍”

位于正规赌篮球软件隐屏峰下，建于1183年。此前，朱子出任江西南康军知军和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政绩颇著。重建白鹿洞书院及制订学规是他南康军任上的一大政绩。但因劝谏皇帝“正君心”和奏劾贪官，冒犯了朝廷，得罪了权贵，反被降职调离及至理学被诬“伪学”，朱子愤辞，到武夷办学。他把精舍从深山迁至九曲溪畔，意借名山扩大影响，捍卫理学。精舍创办过程，朱子婉拒官署和好友资助，亲率弟子自力更生、叠屋搭舍，创造了古代勤工俭学的范例。

“武夷”办学近八年，朱子做了四件重要事情：一是与以陈亮为首的浙江永康学派展开了长达3年多的论辩，他提出“重理轻欲”和“重义轻利”，认为义是天理之所宜，利是人情之所欲，要明义利之所辨；他坚决主张“行王道、抑霸道”，反对王道霸道并用。辩论结果仍是求同存异，但使理学更丰富、更缜密和更具现实针对性。二是总结从政挫折的教训，编撰了《资治通鉴纲目》，以使儒道理学成为影响朝政的政治力量。三是着眼于理学的启蒙教育，编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和《小学》等教材，提出从日常生活教起，循序施教，培养学生深明义理，从小向圣贤看齐。四是把家庭教育作为传播理学思想的根基，编撰了千古流传的《朱子家训》。

“武夷”办学，把理学效用提到政治层面，还把儒家伦理规范推行到社会各方面和人的建设全过程。

4.“沧州精舍”

位于建阳考亭，建于1192年，是朱子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朱子去世后，宋理宗诏改沧州精舍为“考亭书院”。

此前，1190年4月，年逾花甲的朱子赴任漳州知府。知漳期间，他“正经界”减轻民众负担，倡儒学，更习俗，做了很多好事，却触犯了朝廷佞臣和地方豪强的利益，治漳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措施无法实施。他又愤辞。

朱子到考亭办学，再次回归思想领地。他日夜伏案，完成了费尽40年心血的《四书章句集注》定本，标志着他的理学思想臻于成熟，已形成理论体系。考亭成为新儒学的集成地，各方学者接踵而至、求学问道。

“考亭”办学八年间，1193年，65岁的朱子受命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此是他最后一次主政地方。在潭州，他德法并治，整军理政，兴学正风，政绩斐然，民众赞其“百日新政”。新政期间，他力推“三纲五常”，重修岳麓书院，把《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岳麓书院院规，把《四书集注》作为主要教材，一时间岳麓书院名声大振，云集四方学子千余人。

同年七月，宋宁宗赵扩继位，召朱子入朝任焕章阁待制兼经筵讲师。他当了46天帝王之师，在御前7次进讲《大学》之道，但宁宗难忍面责，遂将其逐出宫门。朱子深感朝廷腐败难治，毅然返回考亭。途经江西玉山，朱子应邀到当地讲学，把一生研习理学的体会，作了一次系统的理论概括。讲学稿后被整理成章即著名的《玉山讲义》。

回考亭至1200年终老，这是朱子人生中的最艰难时期。面对理学被朝廷定为“伪学”、自己被列“逆党”的“党魁”，朱子不惧“党禁”高压，仍坚守沧州办学，还不辞辛劳地跋涉闽中各地讲解义理之学，并率弟子编著了一系列理学新作。贫病之中，他以惊人毅力，完成《楚辞集注》等多部考辩“楚辞”的著作，完成人生“绝唱”。宣扬屈原忧国忧民、抗争世道不公的呐喊声中，寄托着朱子的政治理想，把爱国恤民、济世担当的理学要旨发挥到极致。

朱子对书院文化的贡献

朱子继承儒家传统，以兴教为己任。他忠实践履孔子的“下达上学”训诲，潜心书院建设活动及其思想过程，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勃兴和理学的形成与传播。中国书院由此得以创新发展，别开生面。

一是推动了书院创建与兴盛。朱子创建、修复和读书、讲学或题词题匾、赋诗作记的书院达60余所，其中在正规赌篮球软件亲手创立4所。在从政地，先后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湘西精舍等3所，整顿扩大了同安、南康、漳州、潭州等地的多所官学。他知识渊博，广泛讲学，义理发明，受人敬重，不少地方的庙宇、祠堂、私塾经他讲学后，自发改建为书院。据地方史料记载，仅正规赌篮球软件、浙江、江西、湖南就有250多所书院。一些地方“书院林立、讲帷相望”，如建阳莒口，虽是云谷山下一小镇，但受朱子创办寒泉精舍和晦庵草堂的影响，此地南宋时期的书院多达20余所，仅朱子及其弟子所办的就有7所，后人称莒口是中国古代“大学城”，可谓名副其实。

二是制订学规，肃正学风。最具代表性的是，朱子在南康军知军任上亲手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后人称之《白鹿洞书院学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学校的教育章程，文字很精练，内涵极深刻，充分体现了朱子的教育思想。

三是悉心打造理学阵地。朱子办书院与发展理学交相辉映。他以书院为据点，立新规，定学统，不仅将《四书》《五经》及其集注列为主修，还“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聘请理学名士到此任教。白鹿洞书院重修落成后，朱子自任“洞主”，亲自选聘26名讲师，每十日一讲。凡走过的书院，朱子都亲自授课，为“诸生质疑问难，晦诱不倦”。尤其在中晚年，人们仰慕他的大儒风范，“先生既归，学者益众”，各方学子皆来问学，群贤毕至汇此会讲，使武夷精舍、沧州精舍成为传承孔孟、宣扬理学的大本营。特别是在沧州精舍，朱子携弟子会友辩学，集聚了诸多学者同仁，在同反理学势力的抗争中总结出大量救时治乱的学术成果，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使儒道理学得以薪火相传，进而提升为“有补治道”的封建社会官方哲学。朱子本人的学术著作达140余种，绝大多数是在书院办学期间完成的，其中大多是为编写书院教材而作。

朱子办书院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抗御佛教泛滥，复兴儒道正统。重修白鹿洞书院时，他向朝廷指出，庐山一带满山遍地尽是佛寺道观，仅有的一所旧书院早已破败，却无人理睬，儒学落到此等地步，令人忧心。他坚定认为儒家思想指引人们崇善抑恶、求真务实，是治乱济世的药方，只有孔孟之道才能救国救民救人心。

四是培养了大批理学菁英。朱子沉浸书院，辛勤育才，桃李遍天下，学生数千人，其中高足弟子480多人，分布正规赌篮球软件：各地，他们成为新儒学和新型书院的传人。如蔡元定、黄榦、陈淳等，或参与著述，或捍卫师道，为理学集大成贡献卓著。朱子的一些再传弟子也非常优秀，如真德秀、魏了翁联名奏章朝廷，阐释“大学”要义，申明“修齐治平”之理，促成理宗皇帝诏令朱学治政。

正是朱子和弟子的共同努力，朱子理学得以广泛传播和传承后世。从弟子的不凡事迹中，足见朱子教育思想的成功和穿透力，也证明朱子理学培养的人、白鹿洞学规教导的人，大有出息，能够成为国家的经世之才。

南宋之后：书院伴随理学跌宕起伏而行至末途

朱子去世后，南宋政权又延存了79年。随着朱子理学的持续传播和普及，书院发展推至新高。南宋末至元明清三代，书院数量接连攀升。清代书院更发展到1900余所，包括福州的鳌峰书院、正谊书院、致用书院和凤池书院等“省城四大书院”。然而，书院几繁几衰，逐渐窒息。

古代书院的“寿终”及其原因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廷下令“废除科举”和“改书院、办学堂”。自此，古代书院成了封建社会科举制的“陪葬品”。其因素有三：一是朱子理学被统治者捧上“独尊”地位，成为排斥其他学说的金科玉律和僵化的教条，致使书院教育理论难以发展、失去活力。二是书院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屡受统治者打压。三是书院日益官学化，发展备受桎梏直至沦落。

末代书院的“余晖”

清代书院的官办控制，也有其正面意义。那就是设置书院的地区比以前各朝代更为宽广，不仅中原地区书院多，而且边远地区如云南、甘肃、新疆等也都设立了书院。虽然边远地区的书院多属官办，但由此传播了朱子理学及书院学规，使国学道统在那里扎根成长、潜移默化，加速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也稳固和发展了民族团结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清代书院发展中还有一些应予肯定的积极因素。如：书院颓败过程中，孙奇逢、李二曲、黄宗羲、戴震等一批理学名家逆势而上、坚持讲学，执着阐发朱子义理之学，主张居敬、穷理和学问思辨，以培育学生的爱国思想和务实学风。书院培养了一些出类拔萃的治国人才，如林则徐、左宗棠等。又如：一些书院致力于在时事演变的历史经验中挖掘经典著作的蕴涵，兴起收藏古书、购书、赠书和自行印书刊发的风气，对古籍流传和学术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思索：书院文化的价值及其新时代的复兴

虽然时过境迁，历史仍为明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今天，人们应以辩证唯物史观看待书院文化。

古代书院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一要感念朱子理学和书院对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历史性贡献。朱子办书院、兴理学，其主要动机是肃明伦理，扳正民心，弃“空幻”为“从实”，让传统儒学在整饬社稷中重获生机，从而稳立于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高地，这是关乎中华民族命运兴衰与灵魂再铸的历史一幕。很难想象，若无朱子理学，若无书院造化，经历过无数屈辱和苦难的今日华夏，能够依然保持一个具有优秀国学的国度，依然是一个能以强大思想凝聚力来维护政治统一的泱泱大国。仅此一点，足以让今人感恩朱子、感怀书院。

二要继承发展朱子理学与朱子教育思想的精髓。朱子的思想精华，包括他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深刻阐发，他制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和勤工俭学实践，他在“鹅湖论辩”中提出读书穷理以致认识“天理”、践行“天道”的治学主张，他的学术包容、平等相争和求同存异的学者气度，他的忠君护国、以民为本的政治抱负和担当精神，他嫉恶如仇、惩办污吏、提倡廉明的为政品格，以及他注重启蒙教育和家庭教育，把伦理道德建设推广到人的建设全过程；还有，他为构建理学体系而在集注儒道经典过程中的居敬态度和创新精神，等等。尤其是朱子在“玉山讲义”中概括的理学精要，应予特别的重视，这是他思想的重要总结。朱子的思想精华，对南宋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也成为百姓思想认知和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导向，至今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发展与改革、建设廉洁社会提供着宝贵借鉴。朱子生活在封建社会，他的思想和书院文化必然带有封建意识形态的色彩，存在着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局限性，但不应当因此影响当今人们学习他和理学先贤们创造人类文明的思想结晶。

三要正视朱子理学和古代书院经历的颓废与沦落。在元明清，朱子理学从“伪学”变成“绝对真理”，再变成禁锢人们思想的教条；同时，书院向官办教育衍化乃至消亡。此结局，并非朱子本人所为所愿，也非理学意涵所致，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历史也证明，朱子理学和书院文化只有在社会实践的检验中去发展，在与其他思想文化的交流、比较和相互包容中去发展，才能保持其真理的光芒。这是朱子之后人们的课题与使命，不应由朱子本人担责。

书院文化必将在民主制度下“涅槃”

旧书院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书院文化中的光辉思想和文明造化，已在旧制度的躯体中脱壳而出，融进我们的国学，仍在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曾经创造了书院灿烂历史的先贤们，其英魂不灭，值得后人永远致敬。

积极探索当代书院复兴的新途径

一是应当厘清书院发展过程中哪些东西属优秀文化遗产，包括创建书院初衷与书院文化精髓，以期在今日教育与文化的建设中汲取和发展。哲学界、教育界以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应当首先担起这个责任。

二是要本着珍惜历史、爱我中华的理念去保护和发展书院。考亭书院的历史地位，决定其修复和运用工作应当成为正规赌篮球软件乃至正规赌篮球软件：传承朱子理学、弘扬书院传统的共同责任。修复古代书院，重在复兴书院文化。每一则书院“好故事”都与白鹿洞学规同样宝贵，都是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应当深入挖掘。

三是要使复兴书院文化同当代社会制度、教育制度相适应。宗教可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书院文化更当如此。要积极实践社会主义制度下鼎新书院体制，构造书院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究和社会智库的新功能。